# 从PayPal黑帮到投资帝国:揭秘Founders Fund发家史Peter Thiel不见踪影。2025年1月20日,美国权贵汇聚国会大厦,庆祝Donald J. Trump就任第47任总统。回顾现场照片,科技和风投圈内人士很难不联想到Thiel。他虽未现身,却无处不在。他的前雇员成为副总统;他在《斯坦福评论》的老搭档掌管AI与加密货币事务;他最早的天使投资对象创立了Meta;与他亦敌亦友的合作伙伴成为全球首富。Thiel展现出惊人的远见:他能预见二十步后的棋局,并将关键棋子精准布局。他游走于金融界、科技领域和军工复合体;行为谨慎反常,令人难以捉摸;经常神秘消失数月,然后突然出现,抛出犀利妙语、令人困惑的新投资,或引人入胜的复仇行动。Founders Fund是Thiel权力、影响力和财富的核心。自2005年成立,它从规模5000万美元的基金成长为管理数十亿美元资产的硅谷巨头。其形象具有争议性,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的"坏小子军团"。业绩数据佐证了Founders Fund的张扬做派。尽管基金规模持续扩大,其对SpaceX、比特币、Palantir、Anduril、Stripe、Facebook及Airbnb的集中押注仍接连创造惊人回报。2007年、2010年与2011年三期基金更创下风投史上最佳业绩三部曲:分别以2.27亿、2.5亿和6.25亿美元本金,实现26.5倍、15.2倍及15倍的总收益。Peter Thiel似乎拥有令人着迷的魅力。与他的偶然邂逅常令听者着魔:有人为他迁居城市,有人放弃显赫职位,只为多沉浸在他那"诡异"的思想中。Ken Howery与Luke Nosek早在2004年与Peter Thiel联创Founders Fund前多年就已臣服于这种魅力。Ken Howery的"皈依时刻"发生在斯坦福经济学本科时期。Peter Thiel与Ken Howery的初次相遇源于《斯坦福评论》校友活动。Howery很快意识到这绝非传统招聘晚宴。持续四小时的思想漫游中,年轻的Thiel展现出全然的蛊惑力。在Nosek身上,Thiel发现了理想人才原型:才华横溢又特立独行,敢于探索常人怯于思考的结论。这种大脑强大、思想自由与对社会规训的漠视,正契合Thiel的价值观。自1998年年中斯坦福演讲,Founders Fund的三位创始人正式会面。尽管三人又花了七年时间创立各自的风投基金,但更深层次合作已即刻开展。某种程度上,Founders Fund正是Peter Thiel的"报复性商店"。虽然Mocha Joe这个尖酸刻薄的家伙激励了Larry David,但Thiel的举动可视为对红杉资本Michael Moritz的回应。Moritz是牛津毕业记者转型的投资人,堪称风投界传奇,负责雅虎、谷歌、Zappos、领英和Stripe的早期投资。Moritz是一位兼具文学气质的投资高手,在Thiel早期创业史中屡次成为绊脚石。PayPal收购案为Thiel带来的6000万美元收益,进一步点燃其投资野心。即便在管理规模扩张期,他仍多线并进:追逐宏观投资成就、系统化风投实践、同时创立新公司。Clarium Capital成为这些野心的核心载体。这与Thiel的思维特质完美契合——他天生擅长把握文明级趋势,且本能抗拒主流共识。这种思维模式很快在市场领域展现威力:Clarium的资产管理规模在三年内从1000万美元飙升至11亿美元。2003年通过做空美元获利65.6%,经历低迷的2004年后,2005年再度斩获57.1%回报率。与此同时,Thiel与Howery开始筹划将零散的天使投资系统化为专业风投基金。业绩给了他们底气:"当我们审视投资组合时,发现内部收益率高达60%-70%,"Howery表示,"这还只是兼职随手投的结果。如果系统化运作呢?"经过两年酝酿,2004年Howery启动募资,初期规模5000万美元的基金原拟命名为Clarium Ventures。他们照例邀请Luke Nosek以兼职身份加入。相比对冲基金管理的数十亿美元,5000万看似微不足道,但即便有PayPal创始团队光环加持,募资仍异常艰难。机构LP对如此小规模基金兴趣寥寥。Howery曾希望斯坦福大学捐赠基金作为锚定投资者,但对方因基金规模过小而退出。最终仅募得1200万美元外部资金——主要来自前同事个人投资。急于启动的Thiel决定自掏3800万美元(占首期基金76%)补足缺口。"基本分工是Peter出钱,我出力。"Howery回忆道。考虑到Thiel的其他事务,这种分工实属必然。2004年的Clarium Ventures(后更名Founders Fund)阴差阳错成为硅谷最佳定位基金,这归功于Thiel募资前完成的两次个人投资。首项是2003年联合创立的Palantir——Thiel再次身兼创始人与投资人双重角色,与PayPal工程师Nathan Gettings及Clarium Capital员工Joe Lunsdale、Stephen Cohen共同启动项目。次年他邀请斯坦福法学院同窗、特立独行的卷发怪才Alex Karp出任CEO。Palantir的使命极具挑衅性:借鉴《魔戒》中"真知晶石"的意象,运用PayPal反欺诈技术,帮助用户实现跨域数据洞察。但与常规企业服务不同,Thiel将客户锁定为美国政府及其盟友。这种政府导向的商业模式同样遭遇融资困境——投资者对缓慢的政府采购流程充满疑虑。Kleiner Perkins高管直接打断Alex Karp的路演,大谈该商业模式不可行;老对手Mike Moritz虽安排了会面,却在整场会议中漫不经心地涂鸦。尽管未能打动沙丘路风投机构,Palantir却获得中情局旗下投资部门In-Q-Tel青睐。In-Q-Tel以200万美元成为Palantir首个外部投资者,这笔投资日后为Thiel带来巨大财务与声誉回报。Founders Fund后续累计投资1.65亿美元,截至2024年12月持股价值达30.5亿美元,回报率18.5倍。但巨额回报尚需时日,Thiel在创立Clarium Ventures前的第二项关键投资见效更快:2004年夏,Reid Hoffman将19岁的Mark Zuckerberg引荐给老友Thiel。会面数日后,Thiel同意以50万美元可转债形式投资Facebook。条款简明:若2004年12月前用户达150万,债权转股权获得10.2%股份;否则有权撤回资金。尽管未达目标,Thiel仍选择转股——这个保守决策最终带来超10亿美元个人收益。虽然Founders Fund未参与首轮投资,但后续累计投入800万美元,最终为LP创造3.65亿美元回报(46.6倍)。Thiel后来将Facebook B轮融资视为重大失误。首轮投资时估值500万美元,八个月后Zuckerberg告知B轮估值已达8500万美元。这让他悟出反直觉的教训:"当聪明投资者主导估值激增时,往往仍被低估——人们总是低估变革的加速度。"Sean Parker将Michael Moritz列入"黑名单"自有其缘由。这位电视广告经纪人兼海洋学家的儿子,1999年以19岁之龄凭借P2P音乐共享应用Napster震撼科技界。尽管Napster最终在2002年关停,却为Parker赢得声誉与争议。同年他创立联系人管理应用Plaxo,其社交功能雏形及"危险神童"光环吸引红杉资本Moritz等投资者注资2000万美元。Plaxo重蹈Napster覆辙:高开低走。据当时报道,Parker管理风格飘忽——作息混乱、团队失焦、情绪多变。至2004年,Moritz与天使投资人Ram Sriram决定罢免Parker。当Parker尝试套现股份受阻时,矛盾激化:Plaxo投资方雇佣私家侦探追踪其行踪,核查通讯记录发现涉毒迹象(Parker辩称属娱乐性质且不影响工作)。这场闹剧以2004年夏Parker出局告终,却意外促成转机——离开Plaxo后,他立即与Mark Zuckerberg展开合作。Parker甚至专程飞往纽约,在Tribeca热门餐厅与Zuckerberg共进晚餐,不惜透支银行账户。当Plaxo分崩离析之际,他在Palo Alto与Zuckerberg重逢,随即出任Facebook总裁,开启短暂而传奇的合作。其首个举措便是向Michael Moritz与红杉资本复仇——2004年11月Facebook用户突破百万时,红杉寻求接触机会。Parker与Zuckerberg设计了一场残忍的戏弄:他们故意迟到且身着睡衣,用题为《不该投资Wirehog的十大理由》的演示文稿嘲讽红杉,其中包含"我们没有收入""我们穿着睡衣迟到""Sean Parker参与其中"等幻灯片。"鉴于他们的所作所为,我们绝不可能接受红杉投资,"Parker表示。这个错失或许成为红杉史上最痛失手。正如这个插曲所示,这位Napster创始人在Facebook早期融资中扮演关键角色,引导Zuckerberg认识风投世界。因此当Zuckerberg在Clarion的Presidio办公室会见Thiel与Hoffman时,Parker亦在场。尽管Thiel与Parker早年在Plaxo时期已有交集,但真正奠定合作基础的是Facebook时期。2005年8月,Parker在北卡罗来纳州租用派对别墅时,因未成年助理在场及可卡因搜查事件被捕(尽管未被起诉且否认知情),最终被迫离开Facebook。这反而成为多方共赢的转折点:Zuckerberg已准备好接管管理权,投资者摆脱了才华横溢但难以捉摸的代言人,而Parker也坦言"冲刺后便消失"的性格本就不适合日常运营。数月后,Parker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加入Thiel的风投机构——此时它已更名为Founders Fund(最终像Facebook一样去掉了定冠词)。这个名称更契合其抱负与定位。"我们对PayPal时期的某些投资者颇有微词,我们认为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运作。"Howery表示。其核心理念简单却颠覆:绝不驱逐创始人。这在如今"创始人友好"泛滥的市场看似平常,但当时实属创举。"他们首创'创始人友好'理念,当时硅谷惯例是找技术创始人,雇佣职业经理人,最后把两者都踢出局。投资者才是实际掌控者。"Flexport CEO Ryan Peterson评价。"这就是风投行业前50年的运作方式,直到Founders Fund出现。"Stripe联合创始人John Collison总结风投史道。自1970年代起,Kleiner Perkins与红杉资本通过积极介入管理取得成功,这种"投资人主导"模式在Atari和Tandem Computers等案例中成效显著。即便30年后,顶级风投仍保留这种思维惯性——权力属于资本方而非创业者。红杉传奇创始人Don Valentine甚至戏称应把平
PayPal帮派崛起记:Founders Fund如何缔造硅谷投资帝国
从PayPal黑帮到投资帝国:揭秘Founders Fund发家史
Peter Thiel不见踪影。
2025年1月20日,美国权贵汇聚国会大厦,庆祝Donald J. Trump就任第47任总统。回顾现场照片,科技和风投圈内人士很难不联想到Thiel。他虽未现身,却无处不在。
他的前雇员成为副总统;他在《斯坦福评论》的老搭档掌管AI与加密货币事务;他最早的天使投资对象创立了Meta;与他亦敌亦友的合作伙伴成为全球首富。
Thiel展现出惊人的远见:他能预见二十步后的棋局,并将关键棋子精准布局。他游走于金融界、科技领域和军工复合体;行为谨慎反常,令人难以捉摸;经常神秘消失数月,然后突然出现,抛出犀利妙语、令人困惑的新投资,或引人入胜的复仇行动。
Founders Fund是Thiel权力、影响力和财富的核心。自2005年成立,它从规模5000万美元的基金成长为管理数十亿美元资产的硅谷巨头。其形象具有争议性,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的"坏小子军团"。
业绩数据佐证了Founders Fund的张扬做派。尽管基金规模持续扩大,其对SpaceX、比特币、Palantir、Anduril、Stripe、Facebook及Airbnb的集中押注仍接连创造惊人回报。2007年、2010年与2011年三期基金更创下风投史上最佳业绩三部曲:分别以2.27亿、2.5亿和6.25亿美元本金,实现26.5倍、15.2倍及15倍的总收益。
Peter Thiel似乎拥有令人着迷的魅力。与他的偶然邂逅常令听者着魔:有人为他迁居城市,有人放弃显赫职位,只为多沉浸在他那"诡异"的思想中。
Ken Howery与Luke Nosek早在2004年与Peter Thiel联创Founders Fund前多年就已臣服于这种魅力。Ken Howery的"皈依时刻"发生在斯坦福经济学本科时期。Peter Thiel与Ken Howery的初次相遇源于《斯坦福评论》校友活动。Howery很快意识到这绝非传统招聘晚宴。持续四小时的思想漫游中,年轻的Thiel展现出全然的蛊惑力。
在Nosek身上,Thiel发现了理想人才原型:才华横溢又特立独行,敢于探索常人怯于思考的结论。这种大脑强大、思想自由与对社会规训的漠视,正契合Thiel的价值观。
自1998年年中斯坦福演讲,Founders Fund的三位创始人正式会面。尽管三人又花了七年时间创立各自的风投基金,但更深层次合作已即刻开展。
某种程度上,Founders Fund正是Peter Thiel的"报复性商店"。虽然Mocha Joe这个尖酸刻薄的家伙激励了Larry David,但Thiel的举动可视为对红杉资本Michael Moritz的回应。
Moritz是牛津毕业记者转型的投资人,堪称风投界传奇,负责雅虎、谷歌、Zappos、领英和Stripe的早期投资。Moritz是一位兼具文学气质的投资高手,在Thiel早期创业史中屡次成为绊脚石。
PayPal收购案为Thiel带来的6000万美元收益,进一步点燃其投资野心。即便在管理规模扩张期,他仍多线并进:追逐宏观投资成就、系统化风投实践、同时创立新公司。Clarium Capital成为这些野心的核心载体。
这与Thiel的思维特质完美契合——他天生擅长把握文明级趋势,且本能抗拒主流共识。这种思维模式很快在市场领域展现威力:Clarium的资产管理规模在三年内从1000万美元飙升至11亿美元。2003年通过做空美元获利65.6%,经历低迷的2004年后,2005年再度斩获57.1%回报率。
与此同时,Thiel与Howery开始筹划将零散的天使投资系统化为专业风投基金。业绩给了他们底气:"当我们审视投资组合时,发现内部收益率高达60%-70%,"Howery表示,"这还只是兼职随手投的结果。如果系统化运作呢?"
经过两年酝酿,2004年Howery启动募资,初期规模5000万美元的基金原拟命名为Clarium Ventures。他们照例邀请Luke Nosek以兼职身份加入。
相比对冲基金管理的数十亿美元,5000万看似微不足道,但即便有PayPal创始团队光环加持,募资仍异常艰难。机构LP对如此小规模基金兴趣寥寥。Howery曾希望斯坦福大学捐赠基金作为锚定投资者,但对方因基金规模过小而退出。最终仅募得1200万美元外部资金——主要来自前同事个人投资。
急于启动的Thiel决定自掏3800万美元(占首期基金76%)补足缺口。"基本分工是Peter出钱,我出力。"Howery回忆道。考虑到Thiel的其他事务,这种分工实属必然。
2004年的Clarium Ventures(后更名Founders Fund)阴差阳错成为硅谷最佳定位基金,这归功于Thiel募资前完成的两次个人投资。首项是2003年联合创立的Palantir——Thiel再次身兼创始人与投资人双重角色,与PayPal工程师Nathan Gettings及Clarium Capital员工Joe Lunsdale、Stephen Cohen共同启动项目。次年他邀请斯坦福法学院同窗、特立独行的卷发怪才Alex Karp出任CEO。
Palantir的使命极具挑衅性:借鉴《魔戒》中"真知晶石"的意象,运用PayPal反欺诈技术,帮助用户实现跨域数据洞察。但与常规企业服务不同,Thiel将客户锁定为美国政府及其盟友。这种政府导向的商业模式同样遭遇融资困境——投资者对缓慢的政府采购流程充满疑虑。
Kleiner Perkins高管直接打断Alex Karp的路演,大谈该商业模式不可行;老对手Mike Moritz虽安排了会面,却在整场会议中漫不经心地涂鸦。尽管未能打动沙丘路风投机构,Palantir却获得中情局旗下投资部门In-Q-Tel青睐。In-Q-Tel以200万美元成为Palantir首个外部投资者,这笔投资日后为Thiel带来巨大财务与声誉回报。Founders Fund后续累计投资1.65亿美元,截至2024年12月持股价值达30.5亿美元,回报率18.5倍。
但巨额回报尚需时日,Thiel在创立Clarium Ventures前的第二项关键投资见效更快:2004年夏,Reid Hoffman将19岁的Mark Zuckerberg引荐给老友Thiel。会面数日后,Thiel同意以50万美元可转债形式投资Facebook。条款简明:若2004年12月前用户达150万,债权转股权获得10.2%股份;否则有权撤回资金。尽管未达目标,Thiel仍选择转股——这个保守决策最终带来超10亿美元个人收益。虽然Founders Fund未参与首轮投资,但后续累计投入800万美元,最终为LP创造3.65亿美元回报(46.6倍)。
Thiel后来将Facebook B轮融资视为重大失误。首轮投资时估值500万美元,八个月后Zuckerberg告知B轮估值已达8500万美元。这让他悟出反直觉的教训:"当聪明投资者主导估值激增时,往往仍被低估——人们总是低估变革的加速度。"
Sean Parker将Michael Moritz列入"黑名单"自有其缘由。这位电视广告经纪人兼海洋学家的儿子,1999年以19岁之龄凭借P2P音乐共享应用Napster震撼科技界。尽管Napster最终在2002年关停,却为Parker赢得声誉与争议。同年他创立联系人管理应用Plaxo,其社交功能雏形及"危险神童"光环吸引红杉资本Moritz等投资者注资2000万美元。
Plaxo重蹈Napster覆辙:高开低走。据当时报道,Parker管理风格飘忽——作息混乱、团队失焦、情绪多变。至2004年,Moritz与天使投资人Ram Sriram决定罢免Parker。当Parker尝试套现股份受阻时,矛盾激化:Plaxo投资方雇佣私家侦探追踪其行踪,核查通讯记录发现涉毒迹象(Parker辩称属娱乐性质且不影响工作)。这场闹剧以2004年夏Parker出局告终,却意外促成转机——离开Plaxo后,他立即与Mark Zuckerberg展开合作。
Parker甚至专程飞往纽约,在Tribeca热门餐厅与Zuckerberg共进晚餐,不惜透支银行账户。当Plaxo分崩离析之际,他在Palo Alto与Zuckerberg重逢,随即出任Facebook总裁,开启短暂而传奇的合作。其首个举措便是向Michael Moritz与红杉资本复仇——2004年11月Facebook用户突破百万时,红杉寻求接触机会。Parker与Zuckerberg设计了一场残忍的戏弄:他们故意迟到且身着睡衣,用题为《不该投资Wirehog的十大理由》的演示文稿嘲讽红杉,其中包含"我们没有收入""我们穿着睡衣迟到""Sean Parker参与其中"等幻灯片。"鉴于他们的所作所为,我们绝不可能接受红杉投资,"Parker表示。这个错失或许成为红杉史上最痛失手。
正如这个插曲所示,这位Napster创始人在Facebook早期融资中扮演关键角色,引导Zuckerberg认识风投世界。因此当Zuckerberg在Clarion的Presidio办公室会见Thiel与Hoffman时,Parker亦在场。
尽管Thiel与Parker早年在Plaxo时期已有交集,但真正奠定合作基础的是Facebook时期。2005年8月,Parker在北卡罗来纳州租用派对别墅时,因未成年助理在场及可卡因搜查事件被捕(尽管未被起诉且否认知情),最终被迫离开Facebook。这反而成为多方共赢的转折点:Zuckerberg已准备好接管管理权,投资者摆脱了才华横溢但难以捉摸的代言人,而Parker也坦言"冲刺后便消失"的性格本就不适合日常运营。
数月后,Parker以普通合伙人身份加入Thiel的风投机构——此时它已更名为Founders Fund(最终像Facebook一样去掉了定冠词)。这个名称更契合其抱负与定位。"我们对PayPal时期的某些投资者颇有微词,我们认为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运作。"Howery表示。其核心理念简单却颠覆:绝不驱逐创始人。
这在如今"创始人友好"泛滥的市场看似平常,但当时实属创举。"他们首创'创始人友好'理念,当时硅谷惯例是找技术创始人,雇佣职业经理人,最后把两者都踢出局。投资者才是实际掌控者。"Flexport CEO Ryan Peterson评价。
"这就是风投行业前50年的运作方式,直到Founders Fund出现。"Stripe联合创始人John Collison总结风投史道。自1970年代起,Kleiner Perkins与红杉资本通过积极介入管理取得成功,这种"投资人主导"模式在Atari和Tandem Computers等案例中成效显著。即便30年后,顶级风投仍保留这种思维惯性——权力属于资本方而非创业者。红杉传奇创始人Don Valentine甚至戏称应把平